我喊她赵阿姨，她叫我小干，看上去俩人像是村里的熟人。她心里很清楚，她的要求与眼下的拆建赔偿款距离相差也很大，但她从不改口，而且一年比一年高，说是精神损失费与物价补助费。我的劝说她根本不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她套近乎，免得到时候找不到她。她曾给我说过，每次有重大会议，她就管不住自己的脚。上访，差不多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她也直言不讳，说，你们也只有在重大会议期间才会想起我这个老信访户。我跟她开个玩笑，说，赵阿姨，你不会是我退休了，你还在信访吧？她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不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放弃信访。
后来，我跟另一个同事调换了一个信访户。这个信访户也是老信访户，我信访包案的时候，他们已经上访了八年。他们的女儿因青春期内分泌失调导致脑积水，医院做脑部引流术后导致脑瘫，智力只有三岁，身体一直在长。官司打了，调解也调解过，与医院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我还没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不满社区干部对他们过度
也许我平时跟他们来往比较正常，每次他们在重要会议期间准备去上海信访前，总会打电话给我。我能做的，便是过几天去接他们回来。就在我调离原单位的时候，通过上海某法院具体负责调解的几个法官努力下，此事得到了调解。他们对调解的结果表示满意，还特意给我送了一面锦旗。我突然觉得很羞愧。那面锦旗也不知被我搁置到哪儿，至今想不起来。
我到了新单位后，曾在大院南门口看到过几张熟悉的脸孔。其中，有一个也是老信访户，经常手持白纸，上面写着一个“冤”，跪在大门口。门卫的人估计也熟悉她，一看到她来了，不停地冲她挥手，示意她不要进来。她有时高喊几句，要求领导替她作主。她一喊，几个门卫坐不住了，奔出来阻止她，想收走她手里的白纸。她便往外挪几步，然后又跪下来。她不喊，门卫也拿她没办法。
她的问题我也比较清楚。她是农嫁非，承包地跟她父亲一块儿。村里实行土地征用，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把她的地给征用了。她得知后已经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我从外面办事回来，看到她又跪在门口。那天很炎热，又是午后，太阳*辣辣地晒在她身上，她的脸上额上脖子里全淌着汗水，手上持着一张硬板纸，上面写着“求清官”。我不知道她已经跪了多长时间，但这样热的天气，就是十分钟也吃不消。我走过去，说，*阿姨，别跪了，回去吧，太热了。她抬起头，一双浑浊又失去神采的眼睛盯着我，说，你认识我？我点点头。她说，他们抢我的地，我要讨个说法。我想拖她起来，她执意不肯起来，反而叮嘱我早点进去，外面热。
我下班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没见到她。到现在，我也没再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