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元汤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方向，从来没人就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大部分观察者质疑的是这些方向性部署是否能有效落实，以及改革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鉴于中国组织架构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可能连高层对中国官僚架构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更不要说不了解国情的外国专家，所以国际学界关注中国改革的争论更多集中在后者——也就是如果未来几年改革全面实施，对经济增长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去年，李克强总理曾经明确表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需要7.2%的经济增长”。然而，在推进改革的大背景下还能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几乎已经是国际经济学界最乐观的预期，暂时还没有看到认为推进改革还能让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学术言论。关于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卡在李克强总理的“底线”之上，一直看空的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外籍经济学教授Michael Pettis和康内尔大学经济家Eswar Prassad之间引起了争论。虽然他们可能都是不懂国情的“老外”，但我们还是不妨凑凑热闹。Pettis的主要论点是：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受到过剩信贷和投资的人为支持消除这些过剩将压低经济增长水平预期这个年代剩下的几年经济增长每年将下滑1-2个百分点Prassad的主要论点是：风险的确存在，但中国领导人已经显示出对维持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改革决心在这些改革合理实施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在6-7%的水平较低的*府负债水平和较大的外汇储备降低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其实，中国未来经济是否将继续下滑的关键是，改革带来的红利能不能及时抵消“戒*”造成的短期痛苦。Prassad列出了四大原因，说明改革能带来及时的收益：第一，更好的金融体系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这将促进更高的生产效率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投资增速下滑的影响。如果银行有正确的动力把信贷资源从大型国企抽离，同时如果它们已经建立了很好的风险管理能力，那么更多的信贷资源将会流向中小型企业。这将会给服务业部门提供重要的支持，也能更好地促进就业增长。第二，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和更大范围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经济的再平衡。储蓄回报率提高，更完善的社会安全，和分散风险的更好机会，将能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的动因来促进家庭消费。这个再平衡的部分内容已经在进行，虽然速度很慢，但起码过去几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并没有进一步下滑，甚至出现了小幅的上升。第三，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在中国城市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有助于把大批闲置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在城镇可以找到更高生产效率的工作。这将能部分缓冲马上就会造成劳动力人口收缩的人口结构不利变化。第四，如果能明智导向至存在经济回报的领域，那么*府对基建设施的投资将在释放内部省份生产效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部分地区的确出现了投资过剩。然而，Pettis马上反驳道：你可以说“如果所有姗姗来迟的改革将在未来3-5年实施，这些改革将会改善资源配置，推高生产效率，并使经济增长更为平衡。”当然，你说的是对的。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半。筹划中的改革肯定将会释放更大的生产效率，但还将会消灭过去一直加速经济活动，并推高统计上GDP增速的机制。这些改革将导致经济活动的大幅下滑，尽管增长会变得比之前更有效率。事实上，尽管改革还没有实施，但经济增速已经几乎下跌了1/3，这提醒了我，经济增速还必须进一步下跌。当然，他们都只是在纸上谈兵，而且无论谁对谁错，都不应该动摇改革的决心。中国最急需改革的应该是，摒弃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来保持社会稳定的思维逻辑，从根本上把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分开，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社会的手段维持社会稳定，令“7%”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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